张志扬 | 高山仰止，以观沧海
周玉峰先生书
编者按：本文系张志扬先生十月二十四日于上海大学人文学院所作讲座的讲稿，原题目为《高山仰止，以观沧海——“以用代体”，还是“以体制用”？》。感谢志扬先生授权“古典学研究”公号网络转载推送。
开场白
今天我讲的内容完全属于西方。讲题是《高山仰止，以观沧海——“以用代体”，还是“以体制用”？》。有三点需要事先提醒大家：
第一点，西方人文学科（不是“人文科学”）不仅仅是文史哲，还包括政治与神学。“文”，自然也包含后来的语言学或语言哲学；“神”，也包含数，如“命数”、“度”、“定数率”等；“政”，则是它们在政治制度及其意识形态上综合体现。所以它们是“融为一体”的。任何割裂或舍弃，你就根本读不懂西方的古代经典文献。我希望我能融为一体地讲，也希望你们能融为一体地听，至少也要有这种意识准备。
第二点，顺着讲必须倒着听，反过来也一样，倒着讲也能顺着听。比如讲今天的“人工智能”，一定要与古希腊“自然理性”的“计算与制作”（数字与图像）相关，反过来也一样。黑格尔有一句名言“时间之后得逻辑之先”（也叫“原型先蕴”）。这是黑格尔历史哲学“逻辑与历史一致”的基本命题。尽管西方特别是主流英美哲学早就把黑格尔当做“死狗”抛弃了（事实上，德国思想在他们眼里历来是边缘的），但西方历史奇怪地偏偏同黑格尔命题甚至与德国民谚始终保持着高度的吻合：“结果好一切都好，结果坏一切都坏”。这就是历史——任何阶段的任何理论其“立意取向”必定符合历史走向——像“磁场”一样。
第三点，我是给“百年西化”唱挽歌来的。21世纪初年我就写了《启蒙：落日前的凭吊》。或许更早，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在西哲界我开始“逆向夜行”做“检测防御”工作，从“形而上学本体论”（80年代）、“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理论”（90年代）一直做到“自然理性技术物化”（21世纪初），才有最后一本书出来《知其白守其黑——西方历史的白与黑》。2017年底在北京大学讲过思路，今天到上海大学第二次讲在成书之后。所以说，我是“有备而来”的。
因时间关系，重点讲主题，必要的背景，只能扼要提示。为了明晰起见，我会用“图例”列举出来。
【图1】简单回顾
【图2】“救亡启蒙连环劫”
这就是我思考的主题及其来源。（到第三讲再回到这里来。）
如果西方道路就是地球人类的普世道路，那么“以西方为中心”世界各民族按西方尺度“等序化”地跟着西方走，理所当然。许多人就是这么想的。所以，西方道路“普世真理”，成为中国人“百年启蒙”即“百年西化”的症结与前提所在。
是真是假？解开“救亡启蒙连环劫”便成了生死攸关的“密钥/解密”！
“以史正论”地观察，直到今天才发现“连环劫”在西方创造自己历史的顶点中突然显露出来，因为它本身的“启蒙-变形”就是朝着“彻底去人化”的人工智能方向发展，彻底破坏了整个地球人类的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暴露出“进化论即末世论”结局。原来，“启蒙与救赎（救亡）连环劫”，也套在西方人头上，致使他们“自掘坟墓”！非西方世界被他们带入西化道路陷入此“连环劫”，“殉葬”而已。
何以至此？如何解劫？遂成为当代人类难题，至今无解。它确实是“普世性”的，但不是“普世真理”，不过是像毒药一定会毒死人那样的为西方人所用的“功能性”普世事实。【解释：舍斯托夫问胡塞尔-毒药-原子弹-人工智能】
无论是书写还是讲课，我用的是“事实描述法”，如“这花是黄的”（是不是），而不是“这花是坏的”（该不该）。“是不是”一定在前才能“以史正论”，“该不该”则后发先至。【解释：西方世界历史上空有三个幽灵（俄底浦斯、哈姆雷特、马克思）游荡，都关系“是死，还是活”问题。层级不同罢了。】
我的副标题“以用代体，还是以体制用”由此而来。先勾勒一个轮廓“立此存照”。
【图3】课程设置了三讲
下面慢慢讲，我不敢保证讲完，讲到哪里算哪里。
关键是我在“开场白”中强调的本次讲课的“主题”，讲清楚了，下面才能顺理成章、水到渠成。
【图4】第一讲内容“西方历史轨迹“
“图4”是北大讲课的三讲。今天只能概述。它是西方历史的主体，或叫主流、主脉。时间长度大约2500年，以古希腊为开端的西方历史经历了三次启蒙或三次变形：功能主义、资本主义、科学主义。请大家注意，这里的启蒙或变形都是沿着它自身的特征进行的，绝非什么“普世性”。所以各类“文化种性”本应该沿着各自的特征自为地发展，由此而相互借鉴补充并相互制衡扶正，而不能按另类文化种性的专制变成另类文化的附庸横遭连根拔起。其结果就是破坏地球人类文化生态而陷入毁灭。
空间上表现出来的地域就是海洋三点一线：从地中海中部希腊半岛西行出直布罗陀海峡到英伦三岛再过大西洋到北美洲美国。都在北纬30度到45度之间。
“三点一线”，以及蓝色文明（西方）与黄色文明（东方）
上个世纪1988年中国推出了电视纪录片6辑《河殇》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全国播映。回顾当时情景很显然，“河殇”编制者用意在给当时进入后文革时期的中国定向：诅咒中国的黄土地，赞美西方的海洋所谓“蓝色文明”，结论走西方道路，即走美国道路。
我今天重新提及它，已经不在上述政治立场上，而是放到人类原生态的基本生存的“历史档案”中考察它。（第二讲内容）
人类生存是“土地与血”，四大原生文化都发生在大河流域：北非尼罗河的埃及文化、西亚两河流域的巴比伦文化和叙利亚神系、中亚两河流域的印度文化，远东高山两河流域华夏文化。
地中海希腊文明是次生文明。有三个界定：
一、受东方文化影响[1]，
二、海上商业作为中介，
三、以自然理性“知识即德性”为标志。
前4世纪柏拉图倡导的“哲学与诗之争”口号就是针对它而来，带有明显“启蒙”性质而重塑“本土”希腊文明——地中海中部希腊半岛。
地中海史称“战争之海”，从前9世纪荷马史诗算起，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不到2500年，被历史记载下来的战争达2000多次。
有一个细节很能说明问题。公元前7世纪希腊刚开始有了文字。前六世纪，立法者梭伦青年时代游历了地中海沿岸各国，特别在埃及神庙当过学徒，听过年老祭司的教导与训诫。他们对他说，“希腊的历史太年轻了，像是童年，你们连文字都没有，许多事件和灾难都是我们记载下来的”。梭伦回到希腊，在制定“梭伦法典”时他说了决定希腊命运的一句话：“我看遍了世界，一个国家要么征服要么被征服。”前4世纪雅典城邦成为帝国（内部奴隶制与外部殖民地），但不久在三十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败于斯巴达。从此衰落，后半叶被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吞并。辉煌的雅典从此默无声息，用黑格尔的话说：“像一个打去了黄的空蛋壳”。现代美国人马克•里拉在《搁浅的心灵》中为施特劳斯章节准备的题词用了19世纪法国诗人保尔•瓦雷里的一句话：“古希腊是现代最美丽的发明。”[2]
所以在时间上，人类基本生存的人类学现象包孕着“古今文化形态及其轮回”，它必须经过长历史段的比较才能看清历史真面目，而不是依据短时间的兴衰。比如近代四百年，欧洲文明的兴起扩张，看起来不可一世，有人就盲目断定西方技术文明即所谓“海洋文明”最优秀、最普世。今天谁能想到，世界金融资本科技文明显露出了终极危机。日裔美籍人弗朗西斯•福山在1990年写出的《历史的终结》，他本来是依据苏联东欧解体而吹捧西方文明是人类历史从末人到超人的定型阶段——可他恰恰说到了反面，正是西方文明给人类历史带来了毁灭性的“历史终结”，可能被“机器人第三型文明”过滤掉。所谓“科学超人”就是超过人类即过滤掉人类的“超人工智能”机器人。进化论变成末世论！
“去人化”的人工智能
但是，别忘了，西方历史不等于人类历史。把西方历史当做人类历史的人，不是无知，就是忘本。
必须摆脱西方给于我们的“技术物化进化论”眼光，倒过来看何以至此的西方历史，方能发现“自然理性即功能性”底“去人化”命脉，从长历史段中关注已经显露出的“金融资本科学主义”危机。正是西方文明精髓“知识即德性-以用代体”，归根结底是灾难性的“进化论变成末世论”。【讲解：洛维特在《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中的“三种时间观”：进化论、末世论、基督中心论】
看清西方，才能重新看清世界格局并反省中国问题。犹太学术“希腊化”两千多年、中国学术“西化百年”，都先后形成了对西方知识学的“依附形式”，比如功能性的“本体论-功能性结构主义”新思维定式，乃是一个莫大的误区。
现在，我们就来着重讲讲什么是“希腊精神——知识即德性”。
【图5】作为开端的“希腊精神”
先列一个“图4”，为了把它作为背景一笔带过。着重讲其中最核心的“希腊精神”——西方历史“开端”为何就是“没落”？
“开端即没落”不是我说的，是海德格尔说的。它颇似中国孔子说的“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当然“类似”而已，孔子说是基于“伦理信念”。海氏说则基于“存在判断”，如“无根的世界性”将把人“连根拔起”。何以至此？
为了避免学理化的论说，我想用三个故事，看能否把这个问题讲得明白一点。
【图6】希腊自己发生、西方口碑传承、中国理解误区”
在讲“希腊灵魂转向”之前，我想了想有必要先讲讲犹太人《托拉》中的“创世纪”。其中隐含着犹太人看到的神性上的“犹太希腊化”；自然性上的“希腊犹太化”是后来的世俗事情。
伊甸园中有两棵树“知善恶树”和“生命树”。前者属生命的希望意义与命数，后者属生命的末日清算与死亡。夏娃被蛇引诱怂恿亚当吃了“知善恶树”上的苹果，遭致惩罚性放逐，使“人”进入“知善恶树”的“启蒙与救赎（救亡）”世界两难之境。
因为与“知善恶树”同时存在的“生命树”人没有吃到就被放逐了，所以人必死。这就隐喻着人“知善恶”与“死”有必然关系。三种可能：知善而获“救赎”地死（可经炼狱升入天堂）；知恶向善而获“救亡”地死（亦可免下地狱）；最坏的当然是堕入最深的地狱。表明放逐中的人生是两难的，命运是两难的（比如为达到幸福、胜利之目的而不择手段、成者为王败者为寇）。这才使放逐中的人因“知善恶”而“启蒙”，也必然因启蒙（知识）而进入“救赎”或“救亡”的世界性两难。遂“如何可能”成为问题：“生，还是死，成为问题”、“向死而生，成为问题”（苏格拉底就被当做“最会向死而生的人”）。
人遭到放逐前，伊甸园中有“知善恶树”和“生命树”
从西方历史发展到今天的结局看，古希腊人一开始偏偏把“功能知识之真”即“力量优胜劣汰”当做“善”作为“哲学与诗之争”的启蒙结果，舍弃了“善”本身，让“真（如毒药）”破物取力，隐含作“恶”的“镇痛”与“净化”在功能性知识中为所欲为，到资本主义技术理性更肆无忌惮，结果最后终究是逃脱不了“进化论变成末世论”底绝对“死亡”结局。
只有在这个背景下，你才能理解美国“科学主义”标志“金苹果”上那咬掉的一口意味着什么？它远远超出了乔伊斯的设想——他只要知识树上的“苹果（知识）”，不要“知识”带来的“救赎与救亡”厄运——典型的功能性知识学“悲剧”。
“故事一”——《理想国》“三喻”：
灵魂转向哪里？
【图7】《理想国》三喻
“故事二”——“哲学是古希腊独有的。”
德里达到中国北大演讲曾在回答问题时说：“哲学是希腊独有的。中国有智慧，但没有哲学。”这是紧接海德格尔后重复“哲学是希腊独有的”的西方名家。
开始听很不舒服，以为是西方人的歧视眼光。国内可以说大部分人都是这样默认的，以致根本不思考这个“断言”本身的意义是否属实。
【图8】什么是“物理学之后”的“哲学”？
海德格尔为此区分了“哲学”与“思想”是完全不同层次的领域。这一点其实德里达说出来了：“中国人有智慧，但没有哲学。”我后来想通了，这就等于说：“西方人有智能，中国人有智慧”。哲学与思想的区别，就是智能与智慧的区别。前面《理想国》“线喻”已经辨明了。
请注意，我这样解读，跟德里达没有关系，他根本没有这样提示我们。甚至，海德格尔也没有这样提醒我们。之所以如此，因为他们都还没有想到这是人类的“文化种性”差别。即便海德格尔说了古希腊“开端即没落”、说到海洋文明是“无根的世界性”（或“无世界的世界性”），会把人“连根拔起”等，仍然也没有把“世界地形”与“文化种性”联系起来，仅仅看作“存在地形学”。在西方，它连着“土地”，已经是非常伟大的提示了。
【图9】“哲学”背后的“文化种性”
请注意，左边“隐-无”的部分，也不是我说的，除了最后一句话。它们都是西方人说的，我把他们叫做“临界思想家”。
可见西方“物理学之后”或“本相论”、“实体论”与中国的“儒学”或“理学”、“玄学”或“道学”根本不属“同根同类”。一旦用“哲学”翻译定型，百年来，“哲学”两字就模棱两可，表面上是中国字，实际上归属西方了。事实上，中国人用“哲学”（“物理学之后”）含糊其辞地自欺欺人，还自以为求新完成了中国文化现代转型——其实“西化”还不自知。
比如，莱布尼兹根据中国的“易经”将“八卦”中的“阴阳”所谓“二进制”拿过去变成了无穷大无穷小“微积分”、后来又变成了“1，0”人工智能系统。这个翻译究竟是谁的？西方的，与中国毫无关系！西方人经常挪用非西方世界的东西（阿拉伯的“自然数”、中国的“易经”），但他们才真正是“为我所用”主体在我，因我的独立意志强大，才有“西方（底）‘东方学’”（主语第二格）这一特定属性。现在中国人以为自己身体强大了（不在思想上），也想来一个模仿“中国（的）‘西方学’”（宾语第二格）。须知，思想主体独立不起来，结果仍然还是别人的“依附形式”——不过是“中国的西方学”，就像“犹太的西方学”一样。所以“独立互补”必须先独立而后互补。没有独立谈不上互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易经》中的数学之源
“物理学之后”
（即“形而上学”或”哲学”）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自然物的“理”即“物理学”最关注的就是“质料”与“形式”。而这个“物理学之后”呢？自然是“形式”之后的“逻辑”关系：“依赖模型”及其“逻辑真值”。也就是从柏拉图的“计算本相论”（演绎“一即多”）到亚里士多德的“制作实体论”（归纳“多即一”）——如何在“演绎归纳、分析综合”中求“真”。
要点：“本体”或“实体”及其“结构”（可计算可制作的“逻辑模型”）如何达成“物之功能最大化之用”。
举例
黑格尔例：“肉分解成碳氮氢，再把碳氮氢合成‘肉’。但‘肉’已经不是原来的肉了。”
霍金-费米例：“人是基本粒子聚合物，再把基本粒子聚合成机器人，但机器人还是原来的人吗？”（“费米悖论”的疑问句式）
这种“物理学之后”的“哲学”，今天则属于“科学哲学”，将数理逻辑发挥到极致，全然是“数字与图像”的世界。用史蒂夫•霍金的说法就叫做“依赖模型实在论”。他在《大设计》中描述宇宙的“M理论”就是其极端表现。所以他明确表示，“哲学已经死了”，现代的“哲学家”就是像他那样的“物理学家”，只有他们才能发现宇宙“基本粒子”，他们成了发现“本体论”的“火炬手”。
这才是西方历史一路展现的“物理学之后”的“哲学”。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古希腊开创的“物理学之后”的“哲学”，的确是“古希腊独有的”。只有“古希腊哲学”从柏拉图“计算本相论”和亚里士多德“制作实体论”衔接起来的“宇宙论物义论”，才能发展到今天彻底去人化的“超人工智能”。以致西方非常多科学家或科学哲学家都信奉“上帝创世的秘密就是上帝头脑中的数学。”
发展到“人工智能”走向“机器人第三型文明”——最终暴露古希腊哲学“开端即没落”之秘密——进化论变成末世论。
这就是“哲学是古希腊独有的”命题意义。
说到这里，我再向大家介绍一段典故。
“故事三”——“西学”与“中学”
是否一个“学”？
（故事本身略。顺便提及“在-是”之争。）
壹
张志扬先生就在场一位上海大学文艺学博士针对牟宗三提出的相关问题作出的回应：
这位朋友非常清楚：西方的“知识学”的“学”，根本就不是中国“儒学”的“学”。中国英美派学者尚且如此，国外英美学者自不必说了，他们都非常清楚“哲学是古希腊独有的”，因而也是“西方（特别是英美哲学）独有的”。中国的“儒学”或“道学”跟它毫无关系，完全属于两种不同性质及其形态的文化种性。
中国儒学或道学是西方
“物理学之后”的“哲学”吗？
这里首先要明确两点：
第一点，首先弄清楚，像西方“物理学之后”的“哲学”，中国有没有？
——有。那就拿出来同西方的“哲学”进行比较，然后取长补短。这叫做“独立而互补”；
——没有。那就像实际做的那样，老老实实学习西方的知识学及其科学技术理论。科学技术本来就是人类生存的“公器”，取别人之长，补己之短。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第三种身份”就为中国所用。仅作“用”而已才能“以体制用”。
但是，有一个要害是不能忽略的，那就是我们不能像西方那样把科学技术等智能知识学之用取代人之体从而使人也变成功能性之用。结果就完全像西方人那样把功能性当做人唯一的本质即“技术本质”，结果变成“以用代体”、“以用为体”（“知识即德性”）。
我们有自己的智慧之体即天道人仁之体，即是“大而化之”或“大化无极以致中和”、“允执厥中以为人仁”——西方是“大而伯之”——所以，我们能“向神的智慧学习，向人的苦难学习”。我们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学，目的一定是“以体制用”的。只有这样，才不会导致彻底“去人化”，防止走上彻底去人化的“人工智能”之“第三型文明”道路。这是全新的道路，根本不是依附西方哲学的“本体论”道路。
除了科学上的“创新”，沿着中国文化种性的“创新”更重要，即进入“大化无极-有无相生”之“无”的领域——“天道人仁化极中和”。
【图1-10】古今文化形态的轮回如何可能？为何不是“复古”，而是“归根复命”
贰
张志扬先生就在场一位上海师范大学伦理学博士针对“有无"提出的相关问题作出的回应：
这才是西方自然理性知识学道路发展到今天袒露出来的两个休戚相关的秘密：“西方贵有”，而“东方贵无”。中国必须从这最后袒露出来的秘密，才能发挥自己天道圣性的优长之处，揭示95.1%“暗宇宙”的有无相生的秘密打通“开关二重性”，从而使人类获得驾驭“科学技术”（包括“人工智能”）的要害而遇强制强地智慧致胜。
如果，到今天，我们还意识不到自己文化的优长之处，仍然像“百年启蒙”那样，放弃自己的“智慧”即放弃“像神的智能学习、向人的苦难学习”，仅仅屈服在西方的“智能”之下“只知其有不知其无”。其结果就是比如，把中国文化的精髓如“仁”、“孝”、“道”等依附在西方的“本体论”上，模仿出种种“依附理论”来，丧失了它们自身“大化无极以致中和”的共生共契的化育德性。不是亚里士多德说的“技术存在”高于“自然存在”，而是相反——“自然存在”高于“技术存在”。因为“自然存在”与人有“共生共契性”。
还是回到西学中来拿西方人说事。其所以如此，因是第三卷《解密卷》内容。此处不赘。
西方学问有一个“绝对界限”。上述“本体论”，在西方是普遍性的，除了“哲学本体论”外，还有“神学一神论”，还有“科学粒子论”——总而言之“只知其有不知其无”成为“绝对界限”。
“本体”是无阴影的“白色神话”，西方哲学史上从来没有成立过、兑现过。神学是基督“一神”。科学比如天体物理学目前承认只知道宇宙的4.9%，其他95.1%尚不知道，但仍就断言是“暗物质”。离不了“只知其有不知其无”绝对界限。
同样道理，西方不知道有些领域是不能用“只知其有不知其无”的“真”之金科玉律对待的。比如“善”、“美”、“神”以及“不确定性”、“神秘性”，等等。这恰恰是希腊诸神的地中海“文化种性”，诸如“神人同名同极同形同性”、“圣灵受孕”、“三位一体”之类。希腊人用他们能理解的“真”规定一切还原一切乃是其典型表现。
（按：希腊神四有“有名有极有形有性”，中国道四无“无名无极无形无性”）
“神”、“善”如此，“道德”亦如此。“道德”是善的心性及其精神提升，“伦理”则是人的“族类性”的社会自然性共契，到了“国家”才出现它们向“礼”或“法”的下移替代。都是不能简化还原为“真”的。古希腊人的“自然理性向物的还原”太简单了，像埃及祭司说的。结果就是把古希腊人招致的一切“诅咒”带向世界。
美国道德学家麦金泰尔承认：柏拉图以后，科学技术发展越来越快，而道德伦理几乎裹足不前。
说起伦理学，大家都会想起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也按照“物理学之后”思路，即思考道德伦理一定要放到“做事”中去寻找“真”（优胜劣汰功能性），特别是那使“真”真起来的东西才叫“真理”——伦理学就在其中。随着做事寻找真的过程，人的灵魂也就随之攀升到五个阶段：“技术、理智、科学、智慧和努斯”而达到巅峰。换句话说，“技术”与“科学”成为阶梯中的“实体实做实在”之“定向”一直把人的灵魂送到自然规律高度。“希腊诸神”就是“自然神”（黑格尔把它叫做“度”），“努斯”，无非是达到自然神的智能级别，即灵魂（灵识）规律而已。这就是比柏拉图更细化的“功能性善”（实践伦理学道德）。每一步亚里士多德都想得清清楚楚了。仍然是“物理学之后”的“哲学本体论”知识路线——“只知其有不知其无”。今天，中国人也就只能这样跟着西方把他们的“伦理学”当做自己的“伦理学”身体力行了。我们跟着囫囵吞枣，那颗“枣核”就是技术科学之“功能性”全然不知。道德伦理如此这般知识学化了，灵魂照见的愈来愈清楚的竟是“机器人”世界——人们便继续高呼建立“机器人伦理”——这就是西方人的智能！
顺便补充一句，五阶段中的“理智”也可译成“明智”。有一个古希腊事件特别能说明何谓亚里士多德“伦理学”。请大家看看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的“弥洛斯对话”，及其今天美国学者的评论，是如何阐释“明智”（“理智”）的。它们特别在源头和今天流向上作为意义的前后界域勘定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
（故事略）
弥洛斯最后被雅典人“种族清洗”消灭干净了。美国学者评曰：“这不是雅典人的残忍，而是弥洛斯人的愚蠢（不明智）。”在强力笼罩着死亡面前还空谈道德信仰就是不明智的行为，死得活该。换句话说，臣服，才是“明智”之举。
这就是强权者的“自然正当”——活生生的“主人道德”、“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伦理学”——“现代道德世界的形成”。
我必须补充一句，尽管“亚里士多德尚没有亚里士多德主义走得那样远”，或像马克思说的“如果你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就不是马克思”，诸如此类，完全是可能的。
但是，必须指出：这些“临界思想家”在其原创性思维表达中，已然显露出“立意取向”端倪，那就是“功能性善”！整个西方的发展方向就是证明。“结果好一切都好，结果坏一切都坏”。
这就是历史事实——任何阶段的任何理论其“立意取向”必定符合历史事实走向——像“磁场”一样。
现在就看非西方人如何扶正以别开生面？
亡羊补牢，时不我待。
2019年10月21日14:30开讲
注释
[1]（美）彼特•金斯利，《智慧的暗处—— 一个失落的文明》，梁永安译，2009； （德）瓦尔特•伯克特，《东方化革命》，刘智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
[2]（美）马格•里拉，《搁浅的心灵》，唐颖祺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66页。
作者简介
张志扬，即墨哲兰，武汉市人，1940年元月出生，1980年应全国招考500名社会科学工作者考入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1987年调入湖北大学德国哲学研究所，1994年调入海南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社会伦理思想研究所，至2015年底退休。
进学术界一直对西方哲学从事“检测与防御”研究工作，大体经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对西方“形而上学”检测与防御（80年代）
以《渎神的节日》、《重审形而上学语言之维》、《门•一个不得其门而入者的记录》为代表
第二阶段，对西方“现代性理论”检测与防御（90年代）
以《现代性理论的检测与防御》、《西学中的夜行》、《偶在论谱系》为代表
第三阶段，对西方命脉“自然理性”检测与防御（21世纪17年）
以《我对“黑皮书事件”的态度》、《“技术统治时代”意味着什么？》、《二零一六：发现密钥遭天算》、《为什么是有而不是无？》为代表
四十年以揭示西方“进化论即末世论”历史轨迹为己任。目的在于“归根复命”，偿还一个中国人欠负的民族债。
主要著作：
主要著作：1、《渎神的节日——这个人在放逐中寻找归途的思想历程》（香港三联“学术精选”1992年，上海三联“学术文库”1996年，上海三联“张志扬著作”2001年）；2、《门·一个不得其门而入者的记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3年再版）；3、《形而上学的巴比伦塔》下篇“重审形而上学的语言之维”（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4年，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3年再版）；4、《缺席的权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1997年两次印刷）；5、《语言空间》（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6、《创伤记忆——中国现代哲学门槛》（上海三联“张志扬著作”1999年）；7、《禁止与引诱》（上海三联“张志扬著作”1999年）；8、《禁止与引诱-墨哲兰手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9、《偶在论》（上海三联2000年）；10、《现代性理论的检测与防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11、《一个偶在论者的觅踪：在绝对与虚无之间》（上海三联2003年）；12、《西学中的夜行》 （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9年繁体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简体版，2010年）；13、《偶在论谱系》（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14、《幽僻处可有人行？（3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15、《墨哲兰集》（第一辑5卷本），（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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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知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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